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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风‖磨坊1983(杨亚丽)

更新时间:2020-06-29 19:20:22点击次数:190次
2019年,市作协上报申请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的有28人,近日,经省作协主席团研究,批准通过了17人。名单如下:
李淑瑜  李流范  王青寅  
朱长杰  白韶旻  陈  静  
杨亚丽  马婵娟  高  源  
沈艳丽  李艳霞  杨迅波  
党万通  王爱芳  秦玉梅
王广厚  徐新峰
对以上老师表示祝贺

建安风将陆续推出新入省协会员作品,今天来自杨亚丽散文《磨坊1983》


杨亚丽,笔名杨枥。洛阳文学院签约作家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、第三届签约作家,现为《牡丹》杂志编辑。散文作品见《山东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《当代人》《牡丹》《散文选刊(选刊版)》《人民文摘》《延河》《意林》《大地文学》《大观》等刊。

“始建于1983”——街角新开面馆的招牌上,几个字在雨幕中赫然生辉。新店开业,馆内食客却不多。这年头的人,什么阵仗没见过?不像过去,老家上个房梁,热闹的场面也好像是皇帝娶亲。为了抢到几个飘梁豆——指头肚儿大小的白面馒头和几个糖果,大人孩子无不仰着脸,猫下腰,甚至趴在地上,在布满泥土瓦砾的地面上你争我抢。此时,人们毫不顾及乡里乡亲的颜面。明明他先看见,俯下身刚要伸手去捉,另一只手却闪电般把糖果攥在了手心。我的内心,也非常渴望抢到几颗,但我还是站在圈外,眼巴巴看着房顶上撒糖果的人的手,能倾斜一下,撒些糖果过来。我的“与世无争”,机会也会眷顾,偶然也会拾到一颗。因为是“从天而降”,心里就会无比喜悦。撒完飘梁豆,接着是放鞭炮。大串的鞭炮,火红火红,从房梁一下垂在地面,四溅的碎屑与震耳的响声,揭开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开端……那个白围裙的服务员,不,应该是老板娘,她紧盯路人的目光和殷勤的笑容,让我做出的这个判断。
 我避开她灼灼的目光,径自走在雨里。1983年,很遥远吗?
 那年,我上二年级。麦天刚过,大伙都累疲了。一个上午,父亲差我轮番请来几个叔伯来家里议事。事先他们并不知道啥事儿,可父亲刚开口,他们几个却好像提前通过气一般,一致持反对意见。大伯不吸烟,脸皮却总是焦黄无华。他慢吞吞说:“老三,你刚出院,这些操心费力的事儿,不适合啊。”说完从上衣口袋掏出两枚一分钱的硬币,咯吱咯吱夹着下巴下本就稀疏的胡须。四叔、六叔是两杆大烟枪。桌子上那两包邙山烟,一会儿就瘪下了身形。窑顶上,烟雾缭绕,时不时落下尘土,我便忍不住打喷嚏。父亲开始不抽烟,后来也跟着抽。
  四叔皱着眉头说,开磨房是体力活,那六七亩地都够我母亲种了。言下之意,与大伯一般无二。五叔嫌呛,拉个板凳就坐在门口,他倒是没言语,但听了几句就站起身,拍拍衣襟说,老母猪要生猪娃了,离不了人。还让叔伯们先说着,他先走了。五叔一走,几个叔伯也都借口走了,剩下一地大大小小的烟蒂。
     春上,父亲又因吐血住了53天医院。不到俩月,母亲的头发竟然白了一半,脚步也变得踢踏。父亲出院那天的晚上,恰逢村里停电。木桌上焊着一支蜡烛,烛焰不停地跳跃,如同我欢快的心。父亲住院期间,母亲很少回家,除非回来拿一些东西。每当放学,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和屋子,心底压抑不住得忧伤。尽管哥哥们很温顺,可我心里的失落,他们却无法填满。灯影晃动,我打开五六个棕色的玻璃药瓶,悉数取出每顿服用的剂量,放到裁好的报纸上,又一个个包好,放在父亲枕边的木盒里。一阵咳嗽过后,父亲无力地倚在床头。望着消瘦倦怠的父亲,欢喜的心瞬间沉寂了许多。
    母亲收拾完厨房,便来灯影下洗衣服。她边洗边说,河东老铁家添置了一台新电磨,旧的不要了。父亲没说话。母亲说,咱家开个磨房吧?许是母亲的口吻太过热情,父亲只好说,人家淘汰的,估计不能使唤了。母亲却说,打听了,也没用几年,就是型号老,磨起来不快而已。父亲问,多少钱?母亲说,一百五。父亲长叹一口气,屋里旋即只有母亲的搓衣声。
    又一簇烛泪淌了下去,未几,便凝固了,像上了冻的浪花。灯头一跳一跳,内焰中那豆大的蓝光,忽而变大,忽而变小,总是突不破两圈红火的包裹。忽闪的烛光拉长变大了屋里所有的物件,有棱有角,印在墙上、地上。连我瘦小的身板,也被它凑到了屋顶上。头如斗,手臂如椽,我就像个蓬头巨人。我这边摇头晃脑稍微一动,影子便张牙舞爪十分威猛。我真有那么高大威猛就好了,我望着影子对自己说。
     母亲继续着她的话题,说天心儿下地,中午和晚上磨上几个小时,一切花销就不愁了。如果再勤谨些,三两年内翻修下房子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父亲又说,磨房安置到哪儿?咱大伯家废弃不用的院子里,母亲很快说。看来母亲早已盘算好了。
     母亲说的大伯,是我本家的远房大爷,在大奶20岁那年他就病死了。听祖辈闲聊,说他是识文断字的秀才。1981年时,大奶还活着,她有七十岁或是八十岁,我没细究,因为那时我才六岁,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概念。总之印象里,她满脸皱纹,一头白毛,成天拄着一根烧火棍弯腰站在大门口。大路上人来人往,上地或者下地,上点岁数的人,也会和她简单打个招呼。但年轻点的就径直过去,似乎她就是一尊不言不语的雕像。那只黄狗,倒是不离不弃,头拱着主人的小脚,也一动不动。
     我却知道,像座木雕的大奶那凹陷在眼眶里的两颗眼珠,是会发光的。可我从来不敢与她长久对视,不待与她的目光接壤,便忙跑开了。一来她的目光太过幽深,里面似乎有条乌压压的小路,二来是因为我做下过亏心事而心里发虚。
    大奶家门口两边,种着两棵苹果树。春天开粉花儿,秋天挂红果。麦口前那铃铛大小的青果子,也足以吊起一帮小孩的胃口。那时候,小孩子们只长了俩心眼,一个吃,一个玩儿。但说是玩儿,其实还是为了吃。大中午,三五成伙的男娃女娃不睡觉,要么河滩里摸河蚌鱼虾,或者上树摘果子。石头烧热了,在上面摊开。不一会儿功夫,河蚌壳就咧开了,里面一团白肉,放嘴里使劲儿嚼,泥腥里透着一股香。如果运气好,会摸着鲫鱼或者一拃长的青虾。味道比河蚌好,但运气似乎总是不好。弄不好,谁的脚丫子还会被淤泥里的尖石头或者玻璃碴子割破。
     而树上长的东西,就十分诱惑人。比如枣、石榴、核桃和苹果。核桃不到六月六,果仁还是一团没滋没味的黏糊,最要命是褪核桃皮时,黑色脏了手,好久弄不干净。石榴不过八月十五,籽儿骨多肉少,嚼起来只是满嘴渣滓。枣子不发虚,也没啥味儿。苹果好像温和多了,大小都多少带点甜头。
    心再痒痒也只是痒着,想偷大奶家的苹果,窗户都没有。刚挂果,酸枣刺就密密实实栅了树干一圈。大奶给苹果树穿了这件“软猬甲”,连只狸猫也无法纵上去,何况是人?这还不到底,老太婆也不嫌腌臜,提来个粪罐,用根破笤帚在里面一通搅合,然后蘸着往树干上抹,老远就闻见一股恶臭。也不怕染臭了那些果实!
    树干高,大奶个子低,她擎着笤帚,粪汁会滴答到她的袖口里,于是她便张嘴开骂。农村一些妇人,尽管不识字,生来却会骂人,什么刁钻骂什么。譬如邻居张大娘,看到大门口的狗屎立刻就扯开喉咙骂道:谁家的爹没拴好,跑到我家门口屙屎了?而大奶的骂词传统些,可“熬货”“天杀”“死鬼”一个也不落下,句句判人死刑。每逢大奶开骂,黄狗便会起身撵着自己的尾巴梢转悠。大约它也蒙圈了,大奶天天骂,可在骂谁呢?
     具体在骂谁,没人去问,有捡东西的,可没人去捡骂。可我听着,大奶倒像是在骂自己,因为她末了总会骂上一句:你这个丧门星啊。大人们嘴里,大奶就是个丧门星。因为大奶的遗腹子长大后,在兰州开火车,却因为锅炉爆炸,当场就死了。人们言传她命硬,早年克夫,晚年又克子,是丧门星下凡。虽然大奶的一切都值得同情,可人们各自都有一河滩的艰辛,只有闲暇人们才把旁人的苦难当做生活的调剂品,说三道四一番。
大奶家土坯院墙比一般人家的高,但那棵茂盛参天的核桃树一眼就能看见。是个乘凉、做针线的好去处,可婶子大娘们,谁也不会提议去那里做活。至于院内其他的光景,我有心知道,却没胆量去探知。小孩子的世界里,时而妖魔横行,令自己胆小如芥;时而又万事不足挂心而胆大包天,尤其当遇到诱惑时。
    那天晌午,偌大的村子里盛满了麻雀不知困倦的叽喳声。我拎着一个破竹篮溜出家门,本想去河边刮虾米,路过大奶家,竟然鬼使神差一般,从柴火堆抽出一根竹竿,就往苹果树上戳。没等挨着边,就听见大奶一声断喝:干啥?接着是黄狗哐哐的怒吼。呼隆一下,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,我没敢扭头,扔下竹竿就跑,生怕后有追兵。等跑了二里半,我却没弄清楚,大奶是何时何地冒出来的?我明明观察了,大奶和黄狗都不在啊。
    万幸的是,黄狗没有追过来,大奶也没骂上门。
    磨房安到大奶家?怎么可以!1982年秋天,在大奶死后,那宅子一直空着。两棵苹果树,竟然也毫无征兆地死了。白天尚可,但在有月光的晚上,一眼我都不敢瞅。那棵核桃树,倒是疯长,枝叶抻出墙外,眼见快罩住了大门楼——只不过,那下面再也看不到了大奶的身影,她被钉在棺材里,就囚在这个院子的一孔窑洞里。好多天,人们才无意提到:咦?那只黄狗咋不见了。
     院子里,很快长起来一人深的蒿草。我们几个小孩曾互相壮胆,扒开门缝冲里喊了一声,草窠腾地窜起一个活物,很快又不见了。那是啥?窜哪儿了?是上天还是入地,谁都没看清。这情形令我们顿作鸟兽散,却还胆战心惊地议论猜测了半天。
     太阴森了。
     由于涧河连年涨水,陆续有人迁到了新村,老宅院隔三岔五就要空几所。树木占据了村庄,少有人涉足,除非是取放一些庄稼人的物事,譬如大棚用的竹竿、竹篾、草苫,或者丢弃不用的车梯架子。老村里剩下连我家不足二十户的人家,天略黑点,我走在寂静的村子里,心里不自觉得发毛,尤其路过大奶家时,脑子尽量不做他想,匆忙地跑过去。似乎大奶依然站在  老地方,用幽幽的目光瞅着我。又似乎,院子里随时会窜出什么,把我拉进去一般。
     母亲居然要把磨房安置到那所恐怖的院子里去了!

    我没资格插嘴,父亲沉默,可母亲的话题还在继续。她说,剩余的两孔窑洞,一孔安置电磨,一孔储藏粮食。大奶家的窑洞宽阔且深,能藏住声响。还有,大奶没有近亲,我们算是一家子的,父亲只要和队上通个气,就能无偿使用。其实,也只有母亲这样想,谁会看上那样一所院子呢。听母亲分析的头头是道,父亲坐直身子,面皮透光。说明儿他就去找老铁。
    午饭前,父亲回来了,满脸喜气,连说老铁仁义。老铁娶了个陇西老婆,在落户口时,生产队里百般刁难,而在大队的父亲看不过帮了几句腔,事情居然办妥了。这点顺水人情老铁居然记着,所以老铁说,旁人一百五,一个子儿不会少,却只收父亲一百二的现洋,还说无偿提供技术支持。
    面团在母亲的手里,快活地翻滚着,俩人口算着垒台子需要几袋水泥、多少砂石的花费。突然,父亲说,老铁家的磨坊老,远近人都知道,我家会不会没有生意?母亲停止擀面,掰着指头说,我们大队两千多口人,人均一亩地,就算半数种上玉米和麦子,一亩地两季庄稼加起来就算只有五百斤,一年也有五十万斤。老铁一家根本忙不过来。何况刚麦罢,生意差不了。父亲一边捣蒜泥,一边夸母亲是女诸葛。
     但是一百二的现洋,去哪儿筹集呢?父亲想到了他的弟兄们。
     父亲弟兄七个,父亲排行老三。二伯、七叔在外头工作。大伯是村里出名的庄稼把式,四叔是出色的泥水匠,五叔是一头沉的工人,六叔是木匠。他们的家底都比我家好。虽说弟兄情长,但遇到难处,父母很少向他们张嘴,母亲怕那一群妯娌的明敲暗打,何况我的叔伯们只是婶娘们的搂钱耙子,而婶娘们才是管钱匣子。父亲在病前,也是三里五村的主事人物。无论大队小队,或者家务事,父亲都有能力去主持二三,可自从病倒后,除了几个同学时不时来串门探望,其余人等似乎怕被穷气扑住一般,离得远远的。六叔倒是来得最勤,可每次他都不会空着手走。上房屋用作翻修房屋的海碗粗的木材,隔三差五就被六叔扛空了。
     母亲打扫着满地烟蒂,父亲闷不做声。母亲说,活人能教尿憋死?我明儿去就找咱大舅去!父亲抬抬手,又垂了下去。
     母亲春节带我走过亲戚,见过那个可爱的白胡子老头,我管他叫大舅爷。大舅爷其实是我母亲堂婶的哥哥,母亲随着叫他舅舅,却没有一点血缘关系。可往往有时候,没有血缘关系的人,反而更加牢靠。春上得知父亲生病,大舅爷就送来了一百元钱。难怪父亲迟疑:旧账没还,又摞新账,不太好吧?母亲笃定地说,大舅爷不是那样的人。
     母亲起个大早,蒸了两笼白馍。那时串亲戚,最讲究是拿二斤红盒子点心,再不济也是油条和糖糕。父亲说,不中晚几天去?鸡蛋攒了快一罐了。可母亲说,大舅家不差这个,就算空着手,大舅爷也不会争敬。想到大舅奶近些年眼神不好,于是她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准备着“礼物”。她专门去借了一只竹篾泛着油青色的新竹篮,铺上洗净晾干的核桃叶,再把一个个馒头放了进去,又盖上了核桃叶。“看上去没那么差劲。”母亲笑着说。日头刚露头,母亲挎着篮子出门了。母亲挺直的脊梁消失在门外,父亲的目光才收了回来。
     临到晌午,母亲回来了,篮子里是五斤白糖。尽管她满面红光,就像父亲从老铁家回来时一模一样的神情,可眼里雪白的泪光却藏匿不住。多年后,母亲提起此事,语气里还充满了对大舅爷的怀念。
     果如母亲所料,借钱这事儿一点疙瘩没挽。听罢母亲的来意,不待大舅爷吭气,大舅奶就去里屋取了钱。老两口同时说,这些钱不用急着还,他的三个儿子吃得都是商品粮,家里不缺花销……母亲出了门,拐到一个厕所里,把几张票子用手绢包好,放在贴身处,几乎是捂着走了回来。父亲也连说大舅爷真是慈善人啊。
     母亲又回忆起往事的艰难时,大舅爷的好处,忍不住哽咽了。可猛然想起来:买机器的钱有了,水泥砖头等杂项,忘却了预算。父亲说不难,不是还有条涧河嘛。至于水泥,他一个同学家正修房子,他可以去张嘴借两袋。借水泥之前,父亲先去了老铁家。
     盛夏的天,能晒出油。
     父亲拉着架子车,非要母亲和我一起坐上去。母亲说,看人家看见笑话,何况你病刚好。父亲拗不过母亲,却坚持让我坐了上去。母亲牵着襻绳,不住和父亲说着前景的光明。尽管一路上叮叮当当、坑坑洼洼,小身体快散了架,可我还是很高兴。
    那时候的涧河,水面还有二十几米宽的,隔几年一次的涨水,旋出大片大片的沙滩地。说来挺有意思,涧河虽然毁了岸边的田地,但却衍生了人们盖房所需的砂石。这里长满了杂草,遍布鹅卵石,可现在也成了我们家索求幸福的宝地了。
     沿岸很多大小不一的沙坑,但都有主。走到离村五里多的高家崖,我们才找到了理想的取沙地。母亲用镢头破开长满抓地龙的地皮,又整理出尥砂子的场地。父亲往手心呸呸吐了几口唾沫,拿起铁锨开始挖,母亲也不甘落后。河滩地表面平整,可地下没那么太平。父亲忙了半天,半米厚鹅卵石层还没挖干净。遇到大如脸盆的石头,得用手抠出来扔到一边,这些石头,沾着泥沙湿漉漉的,有的能看到好看的花纹。可父母才不管这些,只顾挖啊挖啊。父亲刨了一会儿,就上气不接下气,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母亲让父亲一边歇歇,说她能行。母亲镢头铁锨并用,一晌功夫终于挖到了绿豆石层下面的粗砂层。
     沙地的肌理一览无余,那黄里透赤的沙子,经过漫长光阴的跋涉,终于暴露在了阳光下,这些颗粒均匀且不带大块黄泥的沙子,正是父母急需的宝贝啊。母亲仰脖喝了几口水,对父亲说,咱们运气真好!说完,跳下去继续挖。渐渐的,只能看见沙坑里飞出一锨一锨的沙子,却看不到母亲的身影。他二人轮替着上来,下去。砂子便像小山一样慢慢长高了。母亲说这个沙坑咱没事就来挖,盖房子用得着。
     这些砂子要想用,还要进行淘洗。母亲又把它们装在有挡板的架子车上,卸到一处流水平稳的浅滩里。大坨大坨泥黄色的浑水,晕开,又流走。淘洗干净的砂子在阳光下,像一颗颗发光的珍宝。父亲驾辕,母亲拉着襻绳,我也使劲儿推着车轱辘。河里尽是石头,车子轱辘歪歪扭扭地走着,走着,终于到了岸上。我摊开发红的手掌让母亲看,母亲夸着说:添个蛤蟆四两力。我却不乐意了,母亲怎能把我比作丑蛤蟆呢。
    水里的车辙,被水冲平了,可滩地上那深深的车辙印,久久不会平复。由于这是掏力气的重活,父亲不住的咳嗽声让母亲害怕。她力所能及之内的活计,都执意不让父亲参与,说他在一旁坐镇就好。父亲也没闲着,不停捡着砂子里的石头。如果能尝一口,那几天的涧河水一定是咸的,因为里面撒下了父母亲如雨的汗水。
    经过几天的劳作,万事俱备了。晚上用湿毛巾塌着被架子车襻带勒肿的肩膀,母亲却说没事,明儿就好了。是啊,明天就好了。
    经过修整,大奶家颓败的院子终于露出了清晰的眉眼,也有了生机。人来高的蒿草放倒后,装了满满三四架子车,才算清理干净。母亲把地面用锄头细细锄了一遍,挖出了那些残留的根茎。然后,又寸尺不落地泼上水洇。晾到半干后,还要用大扫帚细细扫去浮土。院子更加宽阔明亮了。
     除了大门左侧那棵核桃树,东边窑洞门口几步远,还有一棵石榴树,看样子很老,扭曲的枝干上挂满了拳头大的果实。树边上,有张不大的石桌和一个石凳,石桌上零星散落着黑黑的碎核桃壳。也许大奶生前常坐在这里砸核桃吧。而西边窑洞不远,是几棵葡萄树,匍匐在草丛里,杂草清除后,才显露出身形。皴了皮的枝条虽然粗实,叶子却破败不堪,翻遍了也不见一粒葡萄。
     眼见父母亲的动静,四叔和六叔主动过来帮忙。母亲做小工,四叔当大工,三天时间就收拾好了搁置电磨的台子。他交代母亲说,要多洒水,并用麦糠盖上,这样就不会裂口。六叔也顺带做好了面柜,连窑洞的门也修整了。一切看来,都是崭新的,磨房开张那天,一千头的大地红,响彻了整个村子。那孔搁着棺材的窑洞,似乎没那么恐怖了。
    接下来的日子,就是父母亲轮替流汗掏力的岁月。这台二手货,并不像老铁说得那样轻易就能使唤,铁家伙像头倔强而老迈的牛,吭吭呲呲,就是不下力。开始没人上门,除了拿自家麦子练手,母亲还四路撒贴,让七姑八大姨免费来试磨,几个叔伯自然不用提了。期间,老铁来过一趟,也算兑现了他的承诺。
    累死累活的,母亲终于掌握了使唤它的诀窍。不但学会了更换磨瓦——打开电磨的肚子,松开倒拧的螺丝,抽出来像灯罩一样、一棱一棱的家伙,就是它们,把一粒粒粮食磨碎的。还会更换保险丝,因为电压不稳,保险丝时常会烧了。起初是父亲来换,可母亲嫌费事儿,就让父亲示范了一次,她很快就会了。除了这些,补箩也非常重要。一不小心,麦子里暗藏的石子儿、玻璃片,或者铁丝,轻则割破箩布,重则硌坏磨瓦。箩布破了,麦麸就会漏到面里。所以说,母亲托起三十斤一桶的麦子,一桶一桶往料筒里上料的同时,还得手眼并用,迅速拣出那些异物来。一旦发现异常,母亲就要拉下电闸,把磨瓦和箩圈取出来,检查一遍,再拿细如发丝的丝线缝好,粗线缝纫,会拧个疙瘩,影响下面。
     最让母亲担心的,是麦子的干湿度。那时候,农村人磨面,事先会把麦子淘洗干净,晾晒后来加工成面粉。有人懒省事,把麦子往太阳底下一摊,就忙其他事儿了。但焦干晒透的麦子出面率低,磨出的面还很黑,蒸出的馍乌黑发青,像是红薯面的。而有的人,不会提前打算,等面缸见底了才忙着淘洗麦子,麦子还没经风就来加工。这样的麦子,看似颗粒饱满,却沁满了水分,电磨再使劲,一晌午连一百斤也磨不完。非但这样,还损伤机器。打开磨瓦,上面是成坨的面粉糊糊。箩眼儿被糊了一个严实,怪不得不下面呢。经历过这样那样的磨难,母亲练就了一把定干湿的本事。遇到来料,她先用手握握,再放几颗到嘴里,咯嘣咬成粉末的,就是太干了。她会把麦子倒到大缸里,泼上适量的水搅拌均匀后,隔上俩小时再磨。如果一粒麦子咬成半截,没有一点声响,且断面发白,就是水分太大了。同样,母亲会把它们倒在凉席上,晾晒半天再磨。
     不但这样,母亲还准备了针线和口袋绳。遇到谁家的布袋破了,就主动缝补好。谁家的口袋绳断了,母亲及时提供。遇到谁零钱不够,母亲主动少收一角八分的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举措,很快赢得了人心。而且,母亲一向不会对急于拿面的人说出一个不字。就算母亲犯了头风,一次要喝下两包头疼粉才能止住一会儿,可她面对顾客,照样是笑脸相迎,勤谨待客。
    来料堆满了窑洞,生意是好了,可母亲更累了。父亲是肺病,尤其闻不得粉尘味儿,千斤重担   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。田地,磨房,母亲日复一日辗转其间。赶农事,母亲白天在地里,夜里在磨房。农闲时,母亲就是一个面人。电磨经过一次次修整,越来越快,可母亲的体重却越来越轻。那年,38岁的母亲的体重只有85斤,要知道,她有1.63米的身高啊。
     也许是六岁前不在母亲身边长大,我格外依赖母亲。哪怕在隆隆的电磨声中入睡又醒来,我也不愿意离开磨房。

      开始,我会帮着母亲掏面。从漏斗里滑落的面粉,像是白色的瀑布,很快在面柜里聚成一堆,如果不及时扒拉到柜子脚头,就会堵住漏斗,或者溢到地上。我用木锨一锨一锨把洁白的面粉扒拉过来,趁着面粉还没有聚成堆的档口,玩着垒城堡的游戏。电磨关后,开始收面。我张着布袋,母亲往里面装。我们配合得恰到好处。眼见面粉塞不下了,母亲会提起七八十斤的口袋,噔噔在地上墩实落了,白色的粉尘缓缓荡漾,可袋里的面粉一下子就下去了半尺高。剩下那几铲就有地方发落了。
     有时,我会抓把麦子放嘴里嚼啊嚼啊,溯出皮屑,直到嚼出面筋,就能吹泡泡了。可往往刚出嘴唇就破了,嘴巴上糊了一圈……天天玩这些内容,确实乏味,尤其在夜里。见我坐在门坎上发呆,母亲就催促我回家睡觉。我不会走,我要和母亲做伴儿。一想到偌大的院子里,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忙碌,我就心疼。
     可母亲回家还早呢。因为磨完几家的麦子,母亲还要检修机器:擦拭磨瓦、清理箩布和漏斗,一步也不会少。做完这些,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过后。春节前夕,母亲更会熬上几个通宵,磨完那如小山般的粮食。
    我磨蹭着不走,母亲也顾不上吼我。我会找一两个空麻包,铺在空闲的地方躺上去。地皮也在颤动,整个耳膜都被机器声占据,我双手掩住耳朵,就算把耳廓折过来盖住耳朵眼,不留一丝缝隙,可那时而唧唧哇哇时而轰轰隆隆的声音还是钻了进来,震得脑子发蒙。指头戳在耳朵眼里,渐渐地,那声音越来越远,越来越虚,像是一列捆绑着我的灵魂远去的火车。
    梦里的我,应该是自由的,可无论在河里闹腾,还是瓜地里轰驴,我都甩不掉那隆隆的响动。我一点也不心烦,因为我知道,这声响与母亲同在。
    不知何时,母亲摇晃着我,明朗的电灯下,是母亲苍白疲累的脸。耳边一片清净,甚至能听见草虫在歌唱。母亲终于忙完了,要回家了。她拉了电闸,锁好门,牵着我的手,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睡了半截被叫醒,我的脑子还糊涂着,深一脚、浅一脚,任由母亲拉着走,像走在幸福的云端。
    一晃,那几年匆匆忙碌的时光,便被母亲打发了。
我家的磨房,成了婶子大娘们聚在一起做针线的据点,说笑声甚至盖过了电磨声。只不过,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儿,我家的羊羔晚上脱了缰绳,不知饥饱的家伙,啃食挂在核桃树上的玉米穗,涨破肚死了。我吃了几天的羊肉,一打嗝,就是满腔的腥膻味儿。那棵葡萄树,爬在父亲搭的木架上,年复一年的开花结果。1986年的中秋过后,在父亲的主张下,大奶和大爷合葬了。当打开那孔窑洞虚掩的门时,离棺材不远的地上,蜷缩着一堆黄色的毛皮,明显是头的部位,枕着一双黑色的四寸长的布鞋。

本文原载于《山东文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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